回忆我的母亲

陆超林

正月十一凌晨，手机铃声如冰锥刺破梦境，都昌老家的堂弟来电：“伯母走了，快回来!”——我浑身一颤，仿佛被抽去脊骨：正月初一下午辞别时，母亲尚在院中送我，笑纹里漾着暖意，怎料不过十日，竟已天人永隔!我慌忙唤醒妻儿，驱车连夜从鹰潭奔向都昌。丧事毕，尘埃落定，可母亲的身影却愈发清晰：她站在灶前掀锅盖的侧影，她灯下捻线的手纹，她目送我远行时佝偻的身影……不写下来，犹如骨鲠在喉，无法呼吸。

母亲生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她降生在都昌县农村的一个赤贫之家：祖父早逝，祖母携我外公沿村乞食;外公成年后靠木工糊口，一年借粮被诬未还，幸得本村识字的一位族兄在账本装订线夹缝中寻得还款墨迹。那场哑口无言的屈辱，让外公彻悟：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于是，在女童鲜少踏进学堂的年代，他咬牙供母亲读完小学。她成了村里屈指可数能提笔写信、能念报识字的女子，后来更成了我们村妇女扫盲夜校的老师。我至今记得：油灯如豆，她端坐堂前，手指点着“人”“口”“手”，声音轻柔却笃定，映在土墙上，也映进我童年最深的底片。

母亲的智慧，不在宏论，而在抉择的坚定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从医专毕业，先做赤脚医生，后考入县一中执教;母亲则独自守在乡下老屋，拉扯我们兄弟四人。当邻人劝她“叫男人回村种田，好照应门户”时，她只一句：“宁可饿着肚子进城，不图饱着肚子下乡。”——她看见的不是灶台边的柴米油盐，而是县城校舍里透出的光。她把四个儿子一个一个送进县城，在父亲身边读书、成长。三哥高一辍学务农，是体恤母亲;而大哥、二哥与我，皆凭苦读跃出农门。大哥成为全村首位本科生那日，我家破天荒放映电影，银幕上光影跃动，映照的何止是喜庆?那是母亲以沉默为犁、以远见为种，在贫瘠岁月里耕出的希望麦浪。

母亲的勤劳，是土地认得的方言。八十年代分田到户，我家分得六亩多水田。父亲在县城教书，我们兄弟陆续进城求学，村里人暗中嘀咕：“陈火娥一个妇道人家，能种得好田地?”母亲不争，只把腰弯得更低。天未亮，她已赤脚踩进微凉的田埂;日头偏西，她才拖着灌铅的双腿归家;夜里喂猪、拾蛋、补衣，常至星斗西斜。最苦是插秧后那段日子：她独自守在田埂上“望水”，半夜起身，提一盏晃动的马灯，在蛙鸣与野物窸窣声中，在彻夜不眠的担惊受怕中守着那一线活命的水流——怕人截流，怕田干裂，怕一年辛劳终成焦土。那灯影摇曳处，照见的不是怯懦，而是一位母亲以血肉之躯，在命运的窄埂上为儿女蹚出的生路。

犁田耙地，由小舅舅搭把手;其余耘耥、施肥、喷药，还有自留地里豆角攀藤、白菜抽心、棉花吐絮、花生埋果……全由母亲一人俯仰于天地之间。汗水滴进泥土，便生出谷粒;脊背压弯岁月，却挺直了儿孙的腰杆。包产到户第一年，我家稻浪翻金，仓廪渐实，竟一举还清历年欠生产队的四百余元粮款。昔日冷眼旁观者，纷纷竖起拇指：“我们这些汉子，真不如她一个妇道人家!”——那不是夸赞，是土地对坚韧最朴素的加冕。

母亲的善良，是无声的春雨。嫁入我们村数十年，她从不与人争高下，不背后论短长。邻里有难，必倾力相助;纵曾被欺辱，亦不记恨，只以温言暖饭相待;家中有什么好吃的，总不忘分享给邻里的老人。五十岁后随父进城照顾孙辈读书，她又把慈爱延展至整条街巷：每逢大小节庆，她必做上一大桌丰盛的饭菜，唤来周边村庄在县城读书的孩子们围坐吃饭。她总把碗堆得冒尖，饭压得瓷实，菜夹得满溢，仿佛要把自己一生未及享用的丰足，尽数捧给这些正在拔节的少年。如今他们早已成家立业，提起“陆奶奶”，仍眼眶微热——那碗热饭的温度，早已融进他们生命的血脉。

或许是年轻时劳作太辛苦，加上身体先天不好，母亲60岁以后就体弱多病，多种疾病缠身，70岁以后又几近失聪，基本靠父亲在农村老家照顾。我们和她交流起来颇为困难，她自己也生活在封闭的世界，不愿跟外界交流，怕与外人接触，总担心生病增加家人负担，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

今年正月十一凌晨，母亲突发心梗，走时安详如眠。她把最后的温柔也酿成了体面：让我们过完一个团圆年，再悄然退场，不惊不扰，没有拖累。她一生未曾登台领奖，未立丰碑，只是千千万万中国母亲中最寻常的一位——可正是这寻常，如大地般厚实;正是这无声，如春水般深长。她以勤劳为壤，以淳朴为光，以善良为雨，默默滋养我们长成能遮风挡雨的树。

泪眼朦胧中，我又见她拄着拐杖，立于村口老槐下，身影微驼，目光却执拗地望向远方——那是我归家的方向。母亲，愿天堂无病无痛，愿风过处，皆是您熟悉的炊烟味道。儿子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