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地

罗咏琳

家在赣南，身为客家人，自幼便对红薯情有独钟。红薯因“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加之“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红薯成为了家家户户救荒的好作物。

村西群山逶迤，宜辟梯田，红壤土质，易种红薯。我家的三块旱地，就位于半山腰，狭长的用于种植花生，扁圆的种满黄豆，面积最大位置最高的是红薯地。花生地和黄豆地有些年份改种过油菜、玉米，或者蒜薹、生姜、藠头，唯独红薯地一直只坚持种植红薯。

“土质松软肥沃，红薯产量特别高。”这是母亲的解释。

但父亲给出的理由是：“这里葬着你祖父兄弟，他们都对红薯情有独钟。”

而祖父四兄弟对红薯的特殊情愫，与他们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

话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迁驻瑞金，并在沙洲坝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瑞金无疑成了全国最重要、最耀眼的“红色政权”“革命圣地。”

瑞金人曾经饱受兵匪祸乱，却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忠义气节。明清时期，瑞金就组成了乡勇和义勇保家卫县;文天祥在赣南抗元时，仅黄柏乡一个村子就有两百多名青年参加义军。因而，当面临国民党军肆虐地残害百姓，步步为营围剿中央苏区，报名加入红军队伍，便被瑞金青年视为有志之举。当时，我二十三岁的大祖父罗宏震，便首当其中。

对于大祖父的这一选择，全家人一致选择了沉默。但忧虑的神情，还是明显地流露在七兄妹的脸上。早年间，由于父母双亡，祖父兄妹七人从原始森林的牛婆岽，搬回到了三十多里外、人口集中的密溪祖宅。在回迁的路上，他们跋山涉水，迎风冒雪，忍冻挨饿。最终，他们活了下来，依凭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密溪广开荒、勤种养，温饱得以勉强维持。

密溪是座具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古村，坐落在凤凰山脚下，四周的山峰如绿色的屏障，将古村轻轻揽在怀中。这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客家古村，祖祖辈辈推崇耕读传家，培养出了清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罗有高和罗大用、罗汇等举子。1931年8月，密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深深扎根。此后，红军学校印刷厂进驻金瑶公祠和新学堂，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古村的宁静，一张张宣传革命思想的纸张从这里印出，传遍赣南的山山水水。1934年10月，红军第六后方医院又落脚于明新学校及周边祠堂，来自宁都前线的红五军团伤病员在这里得到了村民们悉心的照料。村民们对革命的支持毫无保留，他们拆下祠堂的一百多块匾额，刮出金粉供印刷厂作原料;拿出自家的木材，为牺牲的烈士打造棺木。因而，大祖父报名参军，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大祖父去的是红一方面军，部队驻扎在城郊的沙洲坝，离密溪古村近七十里路。出发的那天，大祖母将一袋热气腾腾的蒸红薯，强行塞到了大祖父手中，细声道：“饿了，记得吃，红薯顶饱。”大祖父没推辞，大祖母又补充：“别逞强，要惜命，我在家等你回来。”

第二年，十九岁的二祖父罗宏乾和大姑婆的爱人也参军了。当时他们正和二祖父的恋人梅姑娘在红军第六后方医院服务。当队伍要转移长征时，二祖父和大姑婆的爱人毅然跟随部队出发，梅姑娘则加入了留守的游击队。1936年初，国民党余汉谋部逼近密溪，占据南屏山向红军阵地猛攻。留守的游击队和村民们并肩作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拼弯了就用拳头和牙齿。战斗中，梅姑娘不幸牺牲，被葬在凤凰山顶。大祖母说，这样她一眼就能看到回来的二祖父。可二祖父这一走，再也没有音讯。大祖母常常摸着二祖父的旧衣物，后悔没在他离家时，也塞给他一袋红薯。

在这期间，三祖父罗宏淦和二姑婆的爱人也加入了瑞金游击司令部，参加了惨烈的铜钵山保卫战。铜钵山位于九堡乡，距离密溪近三十里，是瑞金的最高峰。铜钵山山体陡峭、林木茂密、峡谷深邃，成为了留守红军的关键依托。当地山歌唱道：“巍巍铜钵齐天高，山腰茶歌随风飘，红军埋伏林间道，敌人见了腿打飘。”敌人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围堵铜钵山，企图将留守红军彻底剿灭。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惨烈突围战中，刘连标司令员、苏维埃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少共中央分局委员李才莲等近千名红军和游击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二姑婆的爱人同样不幸牺牲，三祖父侥幸负伤还乡。当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时，三祖母第一时间端来一碗滚烫的红薯粥。看着饿得皮包骨头的三祖父狼吞虎咽，三祖母的眼泪簌簌而下。

在男人们都奔赴前线的那些年，三位祖母、三位姑婆只能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她们纺葛纱、养家禽、喂家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们把祖父们开垦的良田，种上水稻和杂粮。尤其每当红薯收获的季节，她们总会把最好的红薯晒成干，炸成片，她们说，等革命胜利了，要让心上人吃到最甜的红薯。可直到她们离开人世，二祖父和大姑婆的爱人也没有回来。直到解放后，当地政府上门将他们列为烈士，才得知二祖父在红军抵达贵州境内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大姑婆的爱人，血染湘江战役。即便多年后回来了的大祖父，也是一身伤痛，此前，他在部队担任司务长，负责部队的物资采购和转移，但也在战斗中，双耳被炮弹彻底震聋;三祖父患上了痨病，终日咳嗽不止，身子比门板还要单薄几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舍弃地质队的工作，投笔从戎。当部队首长到我家政审时，祖父指着大门前“光荣烈属”“光荣军属”的牌匾，自豪地说，我的孙子就是在这两块牌匾下长大的。离家前的那个晚上，祖母和三祖母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念叨牺牲的二祖父，还有因伤病早故的大祖父、三祖父，哭了整整一夜。在公检法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的祖父，告诫我要听首长的话，说我们是烈属之家，是红军后代，千万不能给先辈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