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的坎坷人生与乐观精神

叶航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后世多关注其“心即理”的哲学创见及与朱熹的“鹅湖之辩”，而对其人生坎坷及展现出的乐观精神则知之甚少。

事实上，陆九渊一生灾祸频仍：幼年丧母、屡遭丧亲、仕途阻滞、病痛缠身、权臣排挤、俸禄断绝。然而，他在书信中反复提及“乐”“不亦乐乎”等词，屡屡称引孔子“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等典故类比自己。这种身处困厄而内心充盈的乐观精神，与其心学思想中的“本心”理念密不可分。

一、早年坎坷：丧母、体弱与科举波折

(一)幼年失怙与体弱多病

陆九渊出身于江西金溪县一个大家庭。他出生时母亲年迈无乳，家人一度打算将他送人，幸得嫂子哺乳才得以留在陆家。三岁时，生母去世，这对幼童是极大的情感缺失。他自幼身体瘦弱，直到青少年时期立志“报效祖国”，学习骑马射箭，体质才有所好转。

这种先天不足与亲情缺失，本可能使人陷入自怜与阴郁，但陆九渊并未消沉。他在《与王谦仲》中谈及重病：“旧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几至于毙，腊月顿愈，今顽健复如去春时矣。”面对“几至于毙”的重病，他以“顽健”二字轻描淡写，坦然接受生命起伏。

(二)科举之路的屡屡受挫

陆九渊二十四岁中举人。正当准备进京参加次年春进士考试时，父亲于冬天去世，他因守孝三年，错失考进士的机会。二十七岁再考举人，落榜。他在《与童伯虞》中说：“某秋试幸不为考官所取，得与诸兄诸侄切磨于圣贤之道……有足自慰者。”并劝慰同样落榜的童伯虞：得失全凭天命，因得失而悲喜是糊涂的。

三十三岁时秋试终于考取，次年进京考进士。主考官非常欣赏其文章，拟列为一甲前三名。不料皇帝面试时，陆九渊吞吞吐吐，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最终被列为五甲——进士中的最低等。这一巨大反差，陆九渊却泰然处之，日后文字中几未提及，既不辩解也不抱怨。

二、中年的困顿：守候、排挤与家族丧乱

(一)仕途蹇滞：多年等待与守孝

中进士两年后，陆九渊才被安排到隆兴府靖安县任主簿，需等待六年现任官员期满后才能接任。期间继母去世，他第三次守孝，错过接任时间点。后被安排到建宁府崇安县任主簿，同样要等六年。仅因制度性等待与守孝，他候职十余年。五十一岁被安排任荆门知军，又要候职六年(后提前到任)。

常人面对这种反复落空极易滋生怨愤。但陆九渊在《与王顺伯》信中写道：“又假以迟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问学之乐，为幸多矣。”将仕途迟滞转化为享受山水、钻研学问的机会和快乐，这种转逆为顺的心境转换，是其乐观精神的典型体现。

(二)家族频遭丧变：五年之间“尊幼之丧多于年数”

陆九渊书信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家族接连不断的丧亲之痛。《与包显道》云：“先兄不五十而弃世，此子又复夭逝，事不可晓，有如此者。”《与王谦仲》云：“仲兄子仪中夏一疾不起……七月末，丧一幼稚……比又丧一侄孙女……祸故重仍，未有甚于此者。”《与尤延之》云：“五年之间，尊幼之丧，多于年数。妻家亦复多事……”《与高应朝》云：“春尾以犹子之讣出山房……年未及壮，无疾而逝。”

所谓“小功”“大祥”均为丧服术语，意味着陆九渊长期处于服丧状态。五年里去世的亲人超过五人，年年有丧事、月月有哀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与林叔虎》中写道：“然更阅涉历，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他将苦难转化为修养契机——不是因为看不到痛苦，而是因为看到了比痛苦更高、更久远的人生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所幸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过伤也”。

(三)京城排挤与停俸之困

淳熙十三年(1186)，陆九渊在京遭到权臣排挤，被迫离开朝廷。他没有消沉，回乡安心讲学，后在学生帮助下于贵溪应天山创办象山精舍。五十一岁时，朝廷停止了他的俸禄。有人劝他提前申请继续担任祠禄官，他却不想再吃空饷。停俸后家中揭不开锅，虽被安排任荆门知军，但候职六年期间不发俸禄。

即便如此，他在《与朱元晦》中描述象山讲学情景时依然充满欢欣：“学子亦稍稍结茅其傍，相从讲习，此理为之日明。舞雩咏归，千载同乐。”以“舞雩咏归”典故明志，说明他在物质困顿中找到了精神的乐地。

三、乐观精神的心学根基：“本心”之乐

陆九渊的乐观不是强颜欢笑，而是建立在其心学思想之上的深刻智慧。

(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陆九渊在教学中多次让学生反思《孟子》这句话。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外在富贵和名誉，而在于向内体认自己的“本心”。一旦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天地万物的道理本就在我心中，再通过“反身而诚”达到内心真实无伪的状态，便会产生不依赖外部条件的、内在的、持久的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中感到快乐，可以在“箪食瓢饮”中“不改其乐”——因为快乐的源泉在心中。

(二)“圣贤乐地”：超越贫富、寿夭、贵贱

在《与林叔虎》中，陆九渊有一段极其重要的论述：“寿夭、贫富、贵贱皆不足多为学者道。古之圣贤，如关龙逄之诛，王子比干之剖心，颜、冉之夭疾，孔、孟之厄穷，至今煌煌在宇宙间，庸何伤哉?”

寿命长短、贫穷富有、地位高低，在他看来都不足以成为学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关龙逄被诛、比干剖心、颜回早夭、孔孟困厄——这些人遭遇了常人眼中最大的不幸，却“至今煌煌在宇宙间”，那些苦难“庸何伤哉”?这种观点不是否认苦难，而是重新定义“伤害”的标准：只要本心不失、道义不坠，外在灾难便无法真正触及一个人的“核心”。

(三)“乐”与“道”的一体性

在《与傅圣谟》中，他做了更透彻的发挥：“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肘见缨绝不以为病者，道当如是故也……夫子绝粮，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弦歌，歌声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

颜回的“不改其乐”不是性格使然，而是“道当如是”——道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快乐。孔子绝粮、曾子断炊，却依然弦歌不绝，歌声像金石一样清亮。得道者必乐，乐者必已近道。他反问：“若以外物为累，其不为未闻道耶?”——你感到痛苦，不是因为你遭遇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触及本心。

四、乐观精神的日常表现：讲学之乐、山水之趣与教学之乐

陆九渊的乐观精神不仅体现在对苦难的超越性认知，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欢欣中。一是讲学之乐。《与陈宰》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绎简编，商略终古，粗有可乐。”据载，“每讲说痛快，则顾傅季鲁曰：‘岂不快哉!’”二是山水之趣。《与丰宅之》云：“比年山居，颇有泉石之趣，朋来之乐。”《与王顺伯》云：“使得既泉石之事，究问学之乐。”三是教学相长之乐。《与詹子南》云：“日享事实之乐，而无暇辨析于言语之间。”

这些文字表明，陆九渊的乐观扎根于具体的教育实践和自然生活。即使在被排挤、停俸、丧亲、抱病的多重打击下，他依然能从讲学、泉石、朋友中汲取快乐。

五、临终的从容：生死一如的最终印证

陆九渊的乐观精神不仅贯穿一生，更在五十四岁生命终点得到了最彻底的印证。

去世前几天，陆九渊对家人说：“吾将死矣。”家人悲伤地说：“安得此不祥语，骨肉将奈何?”陆九渊只平静地回答：“亦自然。”没有交代一件家事，没有流露一丝留恋与不舍。这份超然的从容绝非一时之功，而是源于他对生死的长期深刻彻悟。

他在《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中曾明确阐述过自己的生死观：“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宜得其寿，宜得其福，宜得康宁，是谓攸好德，是谓考终命……身或不寿，此心实寿，家或不富，此心实富。纵有患难，心实康宁。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

在他看来，真正的“寿”不是肉身的年限，而是“此心实寿”;真正的“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此心实富”;真正的“康宁”不是没有患难，而是“心实康宁”。即便身体夭折、家境贫寒、遭遇患难，只要本心不失，便是“考终命”——善终。甚至为国死事、杀身成仁，同样是善终。这一观点将世俗关于生死、祸福的标准彻底翻转：外在的死亡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何种心境面对死亡。

在《黄裳元吉黄离元吉》一文中，他进一步以孔子、颜回为例追问：“夫子之圣而卒于旅人，颜子之贤而终于陋巷，则所谓元吉者，果安在哉?”孔子这样的圣人最终漂泊离世，颜回这样的贤者死在陋巷，按世俗标准，他们所谓的“大吉”究竟在哪里?陆九渊的回答掷地有声：“孔颜万世称圣贤，吉孰大焉。”孔子与颜回被万世尊为圣贤，还有比这更大的吉祥吗?

这一回答将“吉”的定义从现世福禄提升到了历史评判与精神不朽的维度。肉体的死亡方式无法抹杀圣贤精神的永恒价值。陆九渊临终前的“亦自然”三个字，正是这一生死观的实践：死亡不过是自然过程，本心既已明彻，生死便不足以扰动分毫。

六、结语：苦难中的“乐地”

陆九渊的一生可谓“祸故重仍，未有甚于此者”。丧母、丧父、丧兄、丧侄、丧侄孙女、丧妻族;科举失利、仕途阻滞、权臣排挤、停俸断粮、体弱多病，几乎囊括了人生所有的苦痛类型。

然而，他从未被压垮。他在丧亲频仍中写道“此道益明”，在贫病交加时唱出“岂不乐哉”，在被迫离京后自嘲“得泉石之乐”，在面临死亡时只平静地说“亦自然”。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心即理”的哲学命题，更是一种活出来的生命态度：人生的“乐地”不在外境的顺境，而在本心的明彻。

他在《与杨敬仲》中说得好：“若茫然而无主，泛然而无归，则将有颠顿狼狈之患，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一个人内心茫然没有主宰，就会陷入颠沛狼狈，“圣贤乐地”又怎么可能到达呢?正是因为他的本心有所主、有所归，才能在重重困厄中依然保有那片“乐地”。

陆九渊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乐观不是人生的锦上添花，而是逆境中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乐观的根基，不在外在的顺境，而在每个人心中本自具足的“乐”，只要反身而诚，便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