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三所小学

 刘 力

岁月的风拂过五十载春秋，那些散落在赣南群山与矿区间的小学记忆，始终鲜活如昨。瑶下小学的校屋、王干完小的梧桐树、白石山子弟学校的小河，像三颗蒙着时光薄纱的珠子，串联起我心中最温暖的眷恋。

20世纪60年代末，父母下放宁都县。我的小学启蒙，始于大山深处的瑶下小学，大山里的日子清贫却安宁。某个冬夜，一盏油灯穿透夜色，映着陈老师黝黑的脸，他坐在我家简陋的木桌旁，和父母商量我入学的事。那盏跳动的油灯，像是为我点亮了通往知识世界的第一缕光。

瑶下小学是四个村子共有的学堂，藏在山坳里，青砖黛瓦沾着山间的雾气。上学要走五里路，跨过田埂，翻过山丘。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叫校屋。斑驳的木门上挂着校牌，三个年级三十多个孩子挤在里面，两位老师轮流授课。陈老师是民办教师，既要教我们识字算数，还要带我们打理学农基地。他的衣襟上总沾着泥土和粉笔灰，却藏着最温暖的善意。

那年春耕，我们在学农基地插秧。刚下过雨的田埂湿滑，我攥着嫩绿的秧苗，弯腰没插几株，身子一软就倒在了泥水里。是陈老师背着满身泥水的我往家走，那一刻，我感觉他的背脊比身后的大山还要坚实。

那时我们自带午餐，铝盒里装着简单的咸菜米饭。午饭时，陈师母总会送来自家的腌菜和鸡蛋，在学校的小土灶上热菜做汤，热气腾腾的汤里飘的是比山珍海味更暖心的滋味。

有次下大雨，校屋后墙被雨泡得微倾，成了危墙。陈老师领我们搬石头、糊泥巴，小小的我们踮脚递砖，衣服湿了也浑然不觉。那面重新加固的墙，成了我们共同守护校园的印记。

瑶下小学两年，日子简单充实，直到父母调往宁都的王干煤矿，我才不得不告别了这里。离开那天，陈老师和同学们送我很远，山路弯弯……我不停地回头。

因煤矿而兴的王干完小比瑶下小学大许多，五个年级四百多名学生。这家煤矿有近千工人，机器的轰鸣日夜不息。父母在矿旁农舍租住，我上学的路变近了，二百米便见学校大门。入学由冬改夏季，插班的我仍读二年级。初进教室，我个头不高，有点胆怯，一位同学主动后挪座位，“你坐这里，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我瞬间卸下了拘谨。

矿校特有的烟火气充满了王干完小。红砖教学楼前，有棵高大的梧桐树撑着浓荫，撑起了一片露天课堂，成了我们最爱的去处。老师常在树下讲矿山的故事，讲远方的北京;上音乐课，歌声从树下飘向不远处的矿区;上体育课，就在树下跳绳、丢沙包，笑声比阳光还要灿烂。老师还常带我们在矿旁小河边捡煤渣，煤渣堆在学校的墙角，成了冬日取暖的燃料，也成了独特的劳动记忆。

在王干完小，我不仅戴上了红领巾，还当上了班长。只是这段时光太短，一年后，父母再调到赣县白石山钨矿，我告别了刚熟悉的校园。那些并肩捡煤渣的伙伴，树下讲课的老师，大多成了人生中的一瞬，此后再未相见。

白石山钨矿素有“赣县小香港”之称，鼎盛时职工逾万，运矿的卡车常在山路上排成长龙。子弟学校是我小学时光的第三站，学校有几十位老师，学生最多时近千，许多老师来自城里，学识渊博，讲课总能引经据典，引人入胜，令人难忘。

我在这里学了两年半，母亲教数学，错题总让我反复演算。侯老师的珠算课是我的最爱，在清脆的算盘声里，宛如数学与游戏的奇妙对话。也是在这里，老师指点观日出日落，看采掘选矿，经点拨而成的稚嫩文字终于有了点模样，还在省市报上发表了，首拿稿费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学校的学农基地种着橘树梨树，春暖花开时，洁白和淡粉缀满枝头。图书室藏书不少，每次借书都要排长长的队。校门口的小河是我们课后的乐园，嬉戏、摸鱼虾、打水仗，笑声顺着河水飘向远方。

那时，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升学的压力，我们在田埂上奔跑，在梧桐树下唱歌，在小河里嬉戏，不知不觉中汲取了知识的养分和精华，长出了飞向远方的翅膀。

再回到三所学校，已是四十多年后。先去瑶下小学，在山坳里辗转许久，终于见到了年过七旬的陈老师。他牵我走到曾经的校屋，“学校几个月前拆的，你回来晚了点。”可我眼中分明还看见了当年教室里的黑板、田埂上的身影，还有加固了的后墙。

王干完小的老梧桐树还在，枝繁叶茂，只是两层的教学楼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我向门卫打听当年的老师和同学，老人只是摇头，眼里满是茫然。好在父母当年租住的农舍还在，我找到了屋主大哥，他叹着气说，“煤矿早就下马了，人都走光了。”

再到白石山子弟学校，校园早已拆除，曾经的操场、学农基地都淹没在了齐腰深的草丛中。只有校门的水泥柱还剩一截，留给人们一丝模糊的回忆。校门口的小河还在流淌，只是水量大不如前，狭窄的河道竟如小沟，再也没了当年的清澈和灵动。几位留在矿上的老人告诉我，这些年常有当年的学生回来看看，想要在这片荒地上，寻找丢失的童年。

三所小学是我少年的印记，它们或许简陋，却是我心底深深的眷恋，是无论走多远，回头望去时，依旧温暖如初的时光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