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访安仁古县衙

钟启鹏

作为一个在余江工作的外乡人，我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充满了好奇。平日里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深入探寻，在一个闲适的周末午后，我独自驾车，朝着锦江镇出发，看看那座始建于宋端拱元年的安仁古县衙。

我刚一下车，“安仁古治”的石牌坊便进入眼帘。那四个字笔锋苍劲有力，尽管历经无数风雨的侵蚀，却依旧清晰可辨，静静伫立在路口，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作为安仁县治所的悠悠过往。穿过牌坊，修复后的古县衙便出现在眼前。它规模不大，甚至有些毫不起眼，整体格局坐北朝南，门前有一道低矮的城墙，与周围的民居和谐地融为一体，毫无突兀之感。

底层由红岩砖层层垒砌而成，砖面粗糙不平，被风雨浸蚀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暗痕，每一道痕迹似乎都在讲述着岁月的故事;上层则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木质结构，屋檐下的斗拱精巧细致，廊柱的榫卯严丝合缝，清晰可辨，虽经过修复，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旧时工匠的精湛技艺与奇思妙想。整座建筑将砖石的厚重坚实与木构的灵动轻盈完美结合，承载着时光沉甸甸的重量。

我步入县衙，脚下的青石板被太阳晒得滚烫，鞋底传来细微的灼热感，仿佛在提醒着我，这座小小的院落，竟然容纳了近千年的悠悠光阴。据《余江县志》记载，安仁县衙自公元988年始建，历经明清时期的多次重修扩建，到清道光二年才初具如今的规模。从北宋的初建，到明清的不断修缮，再到如今的修复陈列，红岩砖稳稳地托举着木梁，木梁默默地承接着重檐，它们相互支撑，共同扛过了近千年的风霜雨雪，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

院中的几棵老树，如今只剩下稀疏的枝桠，枝干斜斜地倚着红砖墙，仿佛在回忆往昔的热闹场景。曾经，或许有无数县官在木廊下认真审阅文书，差役们在树荫里低声商议事务，又或许有人在暮色中踱步，苦苦思索着民生难题。如今树依旧，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却早已不在。就像“安仁”这个名字，从宋代开始沿用，一直到民国时期，最终因为与湖南安仁县重名，而改称“余江”;县府也曾在此扎根千年，1958年，余江在全国率先以县为单位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为此欣然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而在这场伟大斗争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为了更好地开展血防工作以及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余江县府从锦江镇搬到了邓埠。曾经繁华热闹的锦江镇，也随着县府的搬迁，渐渐归于平静，可它所承载的历史，却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县衙如今人去院空，只剩下燥热的风声穿过木窗，掠过红砖墙，在空荡的院落里游荡，呜呜咽咽，仿佛在复述着往昔的辉煌。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正堂前，不禁驻足良久。阳光透过天井，洒落在斑驳的木门前，堂内陈设着简易的公案。木门上的漆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细密的木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缓缓闭上双眼，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当年升堂问案的场景，身着官服的知县威严地端坐案后，惊堂木猛地一拍，声响在木构厅堂里久久回荡，堂下衙役齐声唱喏，喊冤者的哭诉、证人的辩解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岁月的气息。然而当我缓缓睁开眼，眼前只有落满灰尘的陈设与寂静无声的院落，那些曾经鲜活的身影、那些曾经喧闹的声响，都已随着时间的洪流悄然消散不见，唯有底层的红岩砖依旧沉稳厚重，上层的木梁依旧挺拔坚韧，它们默默封存着过往的记忆，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九月的太阳炽热无比，空气燥热让人感到很闷。我走出大院，抬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登上了古县衙外的低矮城墙，刹那间，视线豁然开朗。墙外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翠绿的稻叶被晒得有些蔫软，却依旧顺着风势，连绵成起伏的绿浪，一直铺向遥远的天边。稻叶虽被烈日晒得有些卷曲，却仍连成一片浓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春种时的忙碌、秋收时的喜悦，年复一年，生命的轮回在这里不断上演着。与之相比的是，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在这历经千百年的县衙、这片永恒不变的土地面前，真的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看着这满眼的翠绿，竟让燥热的空气里多了几分生机与希望。我在想，千百年前在这座县衙的人，是否也曾在这城墙上远眺过同样的稻田?他们或许曾为年成担忧，或许曾为民生烦扰，而那些心事，早已随着他们的生命一同消逝，唯有这土地、这庄稼，还在循着自然的节律，顽强地生长着。

这座县衙静静地见证了太多人的来去匆匆，见证了“安仁”易名“余江”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县府为抗击血吸虫病迁离锦江搬到邓埠的重要转折，却始终在时光的长河里坚守着一方天地。它是历史忠实的见证者，详细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兴衰荣辱;更是岁月坚定的守护者，时刻提醒着每一个来访的人，个体的生命或许短暂如流星，但当无数个短暂的生命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默默坚守，就会像这红岩砖与木构的完美结合，凝结成超越时间的厚重与力量的存在。

离开时，夕阳的余晖给县衙的瓦檐镶上了一层金边，红岩砖被染得通红，墙角老树枝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这趟一个人的寻访，让我对余江的过往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让我思考生命与时光之间千丝万缕的牵连。不必感慨岁月流逝得太快，只要像墙外的稻田那样，在该生长的时候全力以赴，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与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