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年鉴编纂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体例结构、条目选择、语言规范等，除了最基本的操作层面外，更为深层次的是要在年鉴编纂理论上有清醒的认识。深入研究年鉴编纂理论中的几对矛盾关系，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把握年鉴基础理论，更有助于年鉴的业务操作实践。

一、创新与守正

创新是各个领域、行业都在研究的课题，年鉴编纂也不例外。创新意识源自于对年鉴编纂工作现状的不满和不断提升年鉴编纂质量的内在需要。“年鉴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品种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管理机制创新，等等。其中的关键是理论创新，包括观念更新。目前，创新的薄弱环节也正是理论创新不足，理论跟不上实践的发展，观念落后于时代。”①年鉴工作的创新既有实践业务的创新，也应该包括理论研究的创新。实践业务的创新包括体例、内容、图片、工作方式等等具体方面，年鉴编纂理论的创新意识是根据年鉴工作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活动的意向、愿望和设想，是创造性地进行年鉴编纂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这种创新意识是年鉴编纂理论所有创新点的关键。但是综观这几年涉及到年鉴编纂创新的论文成果，大多局限在实践业务分目，在编纂理论方面的创新不太多见。以高度的创新意识总结、研究年鉴编纂理论，以创新性的理论指导业务操作，这是促进年鉴工作不断提高水平的必然之路。

年鉴工作的创新意识离不开比较和怀疑。全国各地综合性年鉴、地方年鉴、专业年鉴、统计年鉴等各类别年鉴编纂的总量逐年增加，年鉴编纂质量也在逐渐提高。我们把各地、各层次的年鉴分类、对比，然后分析、综合、归纳，把各自的优缺点放大，这样之间相互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取舍、有发展。

但是创新离不开守正，要处理好创新与守正的关系。“对于年鉴工作来说，规范是相对的、阶段性的，而创新是永恒的、绝对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年鉴的规范化基础之上，离开了年鉴的规范谈创新，只能使编纂的年鉴走样。”②不管是业务实践还是编纂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守正。比如说地方综合性年鉴的综合情况、动态信息、附属资料和检索系统这四部分内容，是年鉴框架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无论如何创新，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

年鉴工作创新要在牢固掌握年鉴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是盲目的外在的创新，而不能真正促进年鉴工作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可以看到，年鉴作为年度资料性文献，是一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工具书，一般逐年编纂出版，资料性工具书是年鉴的本质属性。

所有创新最后都要归结于实事求是。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书信史，必须坚持真实性、实事求是的最高原则，主要包括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符合(含历史)，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含未来)，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利用(含需求)。所以创新说到底不在于某个部类或者分目设置的更新，更不在于条目叙说方式的变化或者图片设置编排的新意，而在于整体上把握年鉴的本质属性，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全面、特色与简约

年鉴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要全面记载一地一时的综合情况，势必要选择记载具有重大现实价值、指导价值、存史价值的大事、要事、新事，达到信息面广、覆盖面宽的目的。这一点应该说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强调全面势必造成注重资料性，逐渐丧失工具性特征，时效性服务功能减弱。“资料文献性日益强化，过度强调其资料的‘全’而‘多’，以服务于编修地方志书的日常资料积累。长此以往，这势必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变成资料汇编的年度刊物，丧失直接服务现实的价值趋向，也自然难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③所以年鉴要综合全面并不代表越多越大越厚就越好，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料性工具书的功能。当下比较突出的是避免总结式条目，做到内容精炼;处理好机关内部条目信息，一些机关的例行会议、队伍建设、机构建设、企业内部建设、人员素质培训等内视信息尽量不记;图片的选择也要注意会议和实事、亮点的协调。

年鉴要实现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属性，还要突出特色，包括年度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等。比如《淄博年鉴》在每年制定下一卷年鉴编纂方案时，都要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努力找出和把握全市本年度的主要特点，确定要重点突出反映的内容。2010年卷根据年度特点和淄博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在特载部类中增加市委书记刘慧晏的《在市委十届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齐鲁网对淄博市委书记刘慧晏的专访《推动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积极融入黄三角》、《淄博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的路子》等分目。同时增设对口支援北川工作、应急管理工作分目等，在附录中增加有关优质产品生产基地和龙头骨干企业的内容，选择关于齐文化的知识作为文内补白资料。这些都是2009年度淄博市发展中重要的特色内容，凸显淄博市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到了真实客观反映大事要事的原则，记载了淄博市年度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发展方向，做到常编常新。

但是要全面、要特色就不可避免地增加篇幅，所以特色分目以及条目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年鉴整体结构框架，做到既保存重要内容，又不无限增加篇幅。否则会在篇幅和框架上不断的膨胀，增加年鉴编纂和使用成本，也不利于读者的查阅利用，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所以要注意处理好全面、特色和简约的关系。这就需要树立精品意识，打造精品年鉴，而不是盲目求全、一味求新;增强综合意识，提升综合能力，而不是事无巨细、一概收入;更新服务意识，节约社会资源，而不是不问需求、自我满足。

三、年鉴与志书

年鉴和志书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第二轮修志以来，修志人员对一些年鉴表现出失望情绪，这更增加了我们思考二者关系的紧迫性。有人发现年鉴不能为编修志书服务或者编修志书时发现年鉴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这实际上在潜意识里要求年鉴志书化，认为年鉴编纂本身就是为编修志书服务，认为年鉴是志书的断代。我们浏览近几年的文章发现持此种看法的不在少数。

处理年鉴和志书的关系，同样牵扯到二者的本质属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还规定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答问时表示，地方志的外延已有所扩展，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括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是每20年左右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的平时资料积累。平时资料积累只是志书编修的一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不意味着年鉴工作要完全为了志书编修服务。

二者在本质属性上是不同的，年鉴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偏于现实的服务功能;志书是历史性资料著述，偏于资政功能。年鉴要编、志书要修，编和修说明二者在产生背景、本质属性、断限、编纂周期、表现手法、编修形式、功能发挥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只有坚定各自特色和本质属性，各自才可能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偏离轨道，误入歧途走入死胡同。四、文字规范与整体真实

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的属性，要求所记录的内容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年度内的真实情况。年鉴编纂人员要有整体意识、系统意识。

具体到一部年鉴，要求编辑人员在框架设计、组稿方案、类目编排、条目选择、文字规范等方面付出努力，确保每一个条目都必须真实可靠，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以上诸多工作中，我们往往出现偏差，在编纂实践中更加倾向于在条目的文字规范和行文上下功夫，而缺乏整体意识，不太关注框架设计和条目选择是否切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当然所有条目加起来并不就是历史本来面目，存史功能是客观的，资料工具性才是本质的、内在的、主观的。

从年鉴的组稿方式来看，一般都是年初下发组稿通知和组稿方案，明确各个单位的写稿任务以及交稿时间、稿件质量和篇幅，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确定撰稿人员进行撰稿，稿件到年鉴编纂部门后年鉴编辑人员进行编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供稿单位往往重视程度不够，供稿人员积极性不高，相当数量的的稿件未能按照编纂方案进行组稿、撰写，出现了很多把年终总结改头换面充当稿件的情况，稿件在体例及信息量等方面达不到要求。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编纂人员很难再去重新核对信息或者要求供稿单位重新拟稿，而是对现有稿件进行加工处理、选择有效信息，进行编排，甚至于把精力就放在了文字规范的把关上，这样就出现了文字规范和整体真实之间的矛盾。

以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为例，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损失程度、处理结果、领导重视情况等要素必须具备。如果单独设置了分目记载该事件就容易处理了，但是在没有把重大突发事件单独设立分目的情况下，不同部门参与同一个事件，在各个部门和区县都有记载，当然是偏于各自的角度，这是合适的。但是所有的材料加起来，应该得到整个事件的概况性认识和结论。通过查阅一些年鉴我们发现，零散的分记在各个部门和区县的条目，前后关联起来查阅会发现关于该起事故的记载没有做到前后有序、整体统一。如果分散在诸多单位的条目中，那么关于事故基本情况的记载应该置于最靠前的一则条目中，后续的条目只记载其内部职能范围的时间、作为、结果即可。这样所有条目加起来就可以得到关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精力单纯放在具体条目的文字规范上，而是要前后关联以整体系统的眼光设置分目或者编选条目。

在实际工作中除了以上这几对矛盾关系，还会涉及到市场运作与官书官编、服务经济社会与评奖、正面发展成就与反面失误教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年鉴主业与其他编纂成果等诸多的矛盾关系。需要明确的是，所有的矛盾关系都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而是需要我们发挥主体性、把握重点、综合平衡、协调处理，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年鉴专家许家康访谈录》，载《陕西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②朱建新：《关于年鉴规范与创新问题的思考》，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2期。

③许之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一点思考》，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