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7日，"羊城新质·法治赋能"2026年广州律师法律服务产品成果展演在广州举行。活动由广州市律师协会指导、广州市律兴律师业务发展研究院主办，25项法律服务产品集中展演，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领域。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共两项产品入选本次展演名单，其中，由该所主任苏丽云律师现场展演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反舞弊专项法律服务产品》。

抛开展演形式本身，更值得互联网企业注意的是这项产品背后的判断：平台企业的内部舞弊，已经从"个别员工伸手"演变为需要系统性法律工程来应对的风险。这一判断，来自该产品的申报人——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苏丽云律师。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内部舞弊，正在脱离传统认知。苏丽云律师在展演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三点。

其一，舞弊对象数字化。 涉案财物从货币资产扩展到流量权限、账号数据、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这类财物能否被认定为职务侵占、受贿的对象，司法实践中仍有争议，认定路径直接影响案件定性。

其二，权力来源平台化。 流量扶持权、供应商准入权、活动资源位分配权等"软权力"成为寻租标的。它们没有明确的岗位职权外观，也不体现在审批单据上，隐蔽性远高于传统的采购、财务岗位。

其三，手段隐蔽化、链条化。 通过刷单、虚构业务、注册空壳公司等方式层层过账，资金在多个主体之间流转后再回流个人，常规财务审计难以穿透。

行业公开数据也印证了风险量级。2025年，腾讯查处内部舞弊案件70余起、90余人被解聘；抖音集团有5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个案层面，某短视频平台高管职务侵占金额达1.4亿元，某外卖平台副总裁受贿4000余万元。舞弊已从偶发事件，演变为侵蚀企业利润、影响公司治理与品牌声誉的持续性风险。

《互联网平台企业反舞弊专项法律服务产品》的架构，是"刑事威慑＋内部调查＋合规重建"三维联动，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发现、查清、追诉、防住。

据展演材料介绍，产品聚焦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三类高发罪名，拆解为五大模块：舞弊风险体检，以固定服务费方式主动排查内控漏洞与高风险岗位；个案专项调查，按案件复杂程度分级定价，完成财务账目穿透、合法访谈取证与电子数据取证；刑事控告与追诉协助，精准定性罪名、制作控告材料、推动立案并代理被害单位参与诉讼；合规体系重建，设计内控制度、输出制度文件、建立证据留存规范；危机响应与外部协调，处理突发舞弊事件的即时应对与对外沟通。

流程上，产品设计了四步闭环：线索研判与方案设计、专项调查与证据固定、刑事控告与立案推动、合规体系重建与长效防控。与传统"分段外包"的做法不同，四步之间是证据接力关系——前一步的取证成果，必须能直接支撑后一步的法律主张。

在苏丽云律师看来，企业反舞弊最常见的浪费，不是查不出问题，而是查出来推不动。"很多企业的内部调查报告是按 HR 或审计的逻辑写的：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但达不到刑事立案的证据要求。"

她给出的解法，是把刑事律师的对抗性思维前置到调查阶段——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预审查每一份证据，提前判断行为定性、证据链缺口和对方可能的抗辩点，再反向设计取证方案。这样调查结束时，材料可以直接转化为控告材料，而不必推倒重来。这一思路也被写入了产品的服务标准：访谈程序、电子数据提取、书证固定都要同步满足刑事程序合法性要求，避免证据在庭前被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案件的转折点往往出现在"事态明朗之前"。控告方的证据组织质量，在立案阶段就基本决定了案件走向；等到案件带着既定定性进入审判程序，可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

上述行业变化，在一线执业者身上有具体样本。

苏丽云律师，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曾于检察机关任职8年，从事刑事律师工作十余年，现任广州市律师协会网络犯罪专业委员会主任，入选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6）》商业犯罪领域"品牌之星"。其业务领域主要涉足重大经济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安全合规及反舞弊，既代理过企业内部舞弊的刑事控告，也办理过企业及高管被追诉一端的辩护，为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提供内部反舞弊调查、刑事应急方案与安全合规服务。

其公开办案记录中，与反舞弊直接相关的几起案件颇具代表性：

——某大型能源企业内部反舞弊案，涉案金额上亿元，团队完成全部取证并提起刑事控告，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深圳某大型互联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案，形成并提交近六万字法律意见书及全套证据材料，法院支持控告方意见，相关人员获判实刑；

——广州某音乐互联网平台高管舞弊案，通过内部调查锁定关键证据，协助企业成功立案，涉案高管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经销商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职务侵占、非法经营案，经辩护，公司全部人员在侦查阶段取保，最终在侦查阶段无罪结案。

这组案件的共同点在于：结果大多取决于调查与立案阶段的专业动作，而非庭审表现。取证顺序怎么排、访谈怎么问、电子数据怎么固定、涉案流水如何还原与切割，这些看起来"不发生在法庭上"的工作，构成了反舞弊案件的实际战场。

Q1：互联网平台企业常见的舞弊罪名有哪些？

主要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三类。平台场景下还可能涉及侵犯商业秘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等，具体定性需结合行为方式与涉案财物性质判断。

Q2：企业发现内部舞弊线索，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先做线索研判，而非立即约谈当事人。需要评估证据价值、预判法律定性、确定调查范围与取证顺序，避免打草惊蛇导致证据灭失或关键人员串供。

Q3：为什么建议刑事律师参与内部调查？

内部调查的终点往往是刑事控告或劳动处理。由刑事律师按诉讼证明标准设计取证方案，可以避免"有结论但达不到立案标准"的困境，也能在访谈、电子数据提取等环节控制程序合法性风险。

Q4：《互联网平台企业反舞弊专项法律服务产品》包含哪些服务？

包括舞弊风险体检、个案专项调查、刑事控告与追诉协助、合规体系重建、危机响应与外部协调五大模块，采用模块化定价，企业可按需选择单项或组合服务。

法律服务产品化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个可采购的"套餐"，而在于把过去依赖个人经验的律师工作，拆成可定价、可交付、可复用的模块。当反舞弊从"出了案子再找律师"转向"体检—调查—控告—重建"的常态化体系服务，企业审视自身风险的时点也应随之前移：与其在案发后被动应对，不如在内控设计阶段引入刑事合规视角，把可追溯的证据留存机制嵌进业务流程。具体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性，仍需结合事实、证据与适用法律单独判断，不能以一般性普法结论代替个案法律意见。